学术与文化的发展，在有宋一代达到了光辉灿烂的顶峰。而作为宋代文化系统的主要建构者，与文化话语的主要承担者的宋代文人，其文化品格与心态模式也是在文化与历史研究中屡屡被审视、研究的课题。
宋代文人多元化的特质
不可忽视的是，宋代文人的身份往往呈现多元化的特质，一般而言，表现为官僚、儒者和文学家三者的统一。但以官僚而言，宋代文人受皇权待遇极为优握，在宋太祖“与士大夫治天下”的政策，与科举选官制度空前发展的背景下，宋代文人可以极为全面地参与政治制度的运作，达到了“大臣文士也，近侍之臣文士也，钱谷之司文士也，边防大帅文士也，天下转运使文士也，知州郡文士也”的盛况，文人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。但即便如此，也不可能做到野无遗贤
在钟鸣鼎食，席丰履厚的官宦之外，亦有“四举开封府籍进士不第，退居泰山”，开张道统，教授门徒的名师如孙泰山者;有“结庐西湖之孤山，二十年足不及城市”，梅妻鹤子，悠游林下的隐士如林和靖者，也有“枯然遗老，游食江湖”，飘零江海，吟咏风月的江湖文人如姜白石者，即便那些成功迈入臀缨阶层的文人，在北宋有新旧党争，南宋有奸相专权，于仕途极少能一帆风顺，直入青云，因此不免去留之思，进退之忧，地位虽高，对人生无常的悲剧性却不能无有体认，于“官僚”的身份中，既体现积极进取的事功精神，也有退隐林泉的隐士倾向，在心态中表现为官僚隐逸的矛盾。
若以儒者而言，也与苦守一经以至皓首的汉儒不同，一方面在待遇极为优握的鼓励下，宋儒普遍积极任世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力图纠正“至于五季，变化殆尽”的士风，高自标持作为“帝道之纲”的儒家道统，以“人能弘道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为己任;另一方面，宋儒往往尚博好读，涉猎极广，钱穆总结为“一曰政事治平之学，一曰经史博古之学，一曰文章子集之学”无所不通，无所不精，思想依归也呈现出以儒为本，以释老为翼的丰富性，并非纯粹之儒。
而且所谓“文章子集”之学，必不仅包含诗文等正统文学，还有“小词”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形式，并且在市民文化逐渐兴起，通俗文学进入文学接受视野的宋朝，文人是不能不受影响的。况且儒者以“道统”自任，有“赞天地之化育”(《礼记·中庸》)的理想，肩负着“先知觉后知，先觉觉后觉”(《孟子·万章上》)的自觉责任感，讲学时不能只高谈性理之学，还需从“旧用饮食”(《诗·小雅·天保》)处入手，且在童蒙求我时，若以艰涩之语教之，必至再三而读，故在雅俗之间，必须求得某种平衡，体现为雅正一通俗的矛盾。就算是文学家一种身份，也牵涉到文道之辩，存在着文学一道学的矛盾，以上数点，均是不可一概而论的。
值得注意的地方
从这几处可以看出，竹溪对于《庄子》在文学史上影响之体认，基本还是囿于寓言譬喻、文势建构等技术层面的，但也有两处值得注意:《逍遥游》:惠子谓庄子曰:魏王贻我大瓤之种……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!《德充符》:有人之形天选子之形，子以坚白鸣!
所谓“细绎”者，出自《汉书·谷永传》，原文作“燕见细绎，以求咎想”，颜注曰:“铀读作抽，细绎者，引其端绪也”，大体是指理出头绪的意思。朱子谈人读书之蔽，说“只要去看明日未读底，不曾去细绎前日已读底。须玩味反复，始得”，又论观《尚书》中上古明君贤臣之言行，曰“最好细绎玩味，体贴向自家身上来”，因此大致有仔细思索体味，以求见微知著的意思。
则由《庄子》细绎出其他文字，大致是指对于《庄子》原文有较深的心得，得到启发，从而在这种心得与启发指导下创作的过程。问题在于，这种思索玩味的过程，往往个人色彩极为浓厚，“细绎”究竟在何种层面上发生，如何发生，甚至是否发生，都难以作理论上地审视和确认。
先从所举第一例而言，竹溪认为“细绎”了许多文字，但未指明到底“细绎”出了什么文字。观其意大概有两种，一是形式的“细绎”，《庄子》采用的惠施与庄子问答之事，“未必有之”，乃是虚构，于是便启发了汉赋乃至后世散文如韩愈《进学解》、苏轼《前赤壁赋》等中主客问答体的产生;二是内容的“细绎”，这种于琐事中谈玄理的议论方法，启发了后世禅家话本中“打机锋”、“做话头”的产生。
按一般认为汉赋中“客主以首引”的主客问答体自枚乘《七发》始，若说以《庄子》中惠庄问答为“原”，充其量只能算一种推测，学理上的支持实不充分，而佛教文学更有独有的发展历程与脉络，更难以说由《庄子》而来。第二例中，竹溪更作惊人之论，认为昌黎《送孟多野序》全篇由《德充符》结尾一“鸣”字生来，这两篇文章之间，从风格到内容，联系更是稀薄如纸，与其说是韩愈的“细绎”，倒不如说是竹溪本人的“细绎”，实在难以令人信服。
《口义》对于《庄子》在文学史上被接受被继承的体认，大多以此种方式进行，《口义·陈梦炎跋》评为“一则曰此文字妙处，二则曰此等语奇特，此等字精神，虽昌黎、太白夺换处，勘破殆竞”，在此无庸细述。
从上可知。竹溪的文评《庄子》，明确说明了《庄子》与同时代其他文学创作在风格上的特出之处，赞扬了其独有的浪漫主义风格，也注意到了《庄子》在文学史上具有典范地位的文学发展实际，并也试图予以具体说明，这是值得肯定的。
然而竹溪所指出的后世文字对于《庄子》的借鉴与接受，多是出于其本人的主观感觉，读书所至，信口而发，而缺乏理论上的支持，某些论断也经不起学术上的审视，这是令人遗憾的。
九渊一例中，《庄子》仅提九渊之三，有欲尽不尽，回味无穷的韵味之妙，而朝三一例中，《庄子》有剪裁巧妙，详略得当的章法之妙，胜于《列子》。按《竹溪》不仅作《庄子口义》，亦作《老子口义》、《列子口义》，故有此心得甚深之语，当为的评。而竹溪留意到的，不仅是横向比较，也有后世文学作品中对《庄子》继承、发展的纵向联系。秦汉以后，中国文学受到《庄子》影响之久之巨，是毋庸置疑的，无论是其自然主义的美学思想，浪漫主义的文学风格，还是寓言、譬喻、铺排等写作技巧，都在后世的文学创作与文论研究中找到回应。
而竹溪在《口义》中对这一现实状况的体认，首先是对《庄子》的无上赞誉，如《齐物论》中称赞:“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”四句为“千百年独到之论”，以《德充符》“自其异者视之”等四句的“下语开阖处”为“前后能文之士，用此机关不少”，以及如前引文的“岂可及也”“为文字者无非窃其机关”。
结语
就以竹溪而言，其为端平年间进士，官至中书舍人，不可谓不高矣。然其曾进为高官，亦有退于故乡闲居之时，吟诗有“不羡笔书黄纸尾，但吟诗拌白髯须”的悠游林下之句，亦可谓之隐逸气象，而《口义》者，即其“纤忧而娱老”(《口义·林经德序》)之作。其同时也为艾轩学派学统之继承者，曾上言为艾轩、网山、乐轩三先生请溢，亦于故乡建三文书舍，拥皋比讲学，同时也是儒师身份。
再加上身处艾轩学派，较为重视文学创作，其心态中官僚与隐士，学者与儒师，文学与道学所构成的三对矛盾在《口义》中亦有反应，若加以稍作审视，对研究应不无裨益。